2022，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

　　新华社香港12月25日电题：2022，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

　　新华社记者黄茜恬

　　2022年，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悦气氛中，香港社会积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爱国爱港力量持续发展壮大，香港同胞爱国意志日趋坚定。回顾这一年，“爱国者治港”原则成为愈加广泛的社会共识，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筑牢根基。

　　“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着眼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出4点希望，为香港攻坚克难、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讲话充满为香港好、为香港同胞好的真情厚意，进一步激发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情怀，努力拼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爱国者治港”开新篇

　　2022年新年伊始，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在高悬的国徽之下，90名议员齐声高唱国歌。这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首次在国徽下宣誓，也是在特区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中首次引入奏唱国歌环节。

　　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一改过去乱象丛生的局面，团结协作、求同存异、顾全大局成为主流。

　　“这一届立法会高效、‘贴地’的履职风格让我印象深刻。”香港市民陈振君说，以6月9日三读通过的《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抵销安排)(修订)条例草案》为例，新一届立法会仅用8至9个小时就完成审议，解决了困扰特区政府多年的“老大难”问题，“这在完善选举制度前是不可想象的。”

　　7月1日，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为进一步增强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施政能力，特区政府要求所有新入职公务员，须在3年的试用期内完成更全面的基础培训，内容包括认识“一国两制”、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国家体制及重要政策。

　　“广义地说，‘爱国者治港’最庞大的队伍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队伍。公务员队伍从上到下都有国家意识、爱国思想、对国效忠，能进一步巩固‘爱国者治港’风清气正的局面，更有效地服务香港贡献国家，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铃说。

　　新班子、新风貌、新气象，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奋进正当其时。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其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发展不能耽搁，前提是要稳定，排除干扰。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与“一国两制”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凝聚社会力量，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爱国爱港成为最强音

　　2022年，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特区政府携手各界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在喜庆的气氛中，爱国爱港力量空前团结，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厚植社会基础。

　　“七一”前后，香港大街小巷处处是耀眼的“中国红”。在九龙观塘的坪石邨，20多层高的公屋大厦天井，每一层的三面走廊都挂满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在香港岛，许多大楼外墙张挂着巨幅宣传画或庆祝海报，户外大屏幕滚动播放庆祝短片，巴士车身绘制着庆祝标语；新界乡民则在街头竖起各式各样的庆祝花牌，数量远超往年。

　　在香港少年警讯举办的《这里是中国》读书分享交流会上，香港青少年以琅琅书声涵养家国情怀；在“诗词歌赋颂中华湾区丽影耀香江”活动上，香港市民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现在，香港小朋友都主动跟着我们唱《歌唱祖国》。”香港市民秦凌说，他今年感受最深的是市民不断增强的爱国情怀，“我们在公园举办庆祝活动时，义工齐唱《歌唱祖国》，很多年轻的香港本地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自发参与进来，小朋友还会自己跑过来向我们要国旗，跟着一起唱歌。”

　　爱国爱港，正在成为香港社会最强音。

　　培育爱国爱港新一代

　　2022年第一天，正在“太空出差”的神舟十三号乘组与来自北京、香港和澳门的超过500名青年学生，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活动。

　　“有国才有家，无论我们飞多高、飞多远，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爱国主义将永远是激励我们飞天的动力源泉。”航天员的分享深深打动香港年轻一代，点燃他们的爱国情、报国志。

　　“国家的航天事业步步向前，如今已经发展到世界前沿水准，我感到欣慰又备受鼓舞。”香港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鄢同学说，“期盼有一天我的科研成果也能成为祖国的骄傲。”

　　这一年，香港年轻一代的爱国教育如火如荼，宪法、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的学习和推广得到进一步加强，国情教育、国史教育不断深入：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幕；“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年历”推出，内含国庆节、国家宪法日等18个重要日子，每个日子都列出了详细的国民教育活动建议；2022/2023学年起，公立学校新聘教师均须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

　　2022年元旦起，全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同时奏唱国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也每天升挂国旗，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

　　“我喜欢参加升旗仪式，当国旗升到顶点那一刻，总会有一股与祖国紧紧相连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念其泽说。

　　7月，备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成为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渠道。在馆方举办的“青年穿越故宫之旅”“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中，越来越多香港青少年透过一件件故宫珍宝背后的动人故事，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随着《细说文物——中国历史教学资源册》、“我们的故宫”系列教材等相继走进香港校园，故宫文化在学校中得以进一步推广，帮助学生从认识、理解到欣赏、热爱，更加坚定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

　　在2022年香港书展上，不少图书出版商推出许多关于家国题材的新书，并摆放在显眼位置重点推介，吸引往来读者驻足翻阅选购。在儿童读物展区，讲述祖国地理历史、文化艺术的书籍也比往年更受家长和孩子的欢迎。

　　“从今年的香港书展可见一斑，如今的香港社会，处处充满正能量。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国家的认同感与日俱增。”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主席马浩文说，爱国爱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流价值观，守护着这片港湾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700多万港人也将携手书写“一国两制”更精彩的篇章。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